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文/Oubai Elkerdi）直到最近，我还是一名用技术改造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多年以来，先行者们的思想和工作一直都在激励着我，比如简•麦克格尼格（Jane McGonigal）、凯蒂•萨伦（Katie Salen）、可汗学院创始人萨尔曼•可汗（Salman Khan）、《所有的坏事都对你有好处》（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的作者斯蒂夫•约翰逊（Steven Johnson）、道格拉斯•托马斯（Douglas Thomas）和《学习新文化》（A New Culture of Learning）的作者约翰•斯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

作为一名技术爱好者和工科生，我相信仰赖技术之福，我们与他人及环境的互动之道不仅丰富了我们的阅历，还改善了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存状态。我认为每一种新的工具都能够加深我们对世界上一些最具挑战性问题的理解，并使我们有效地应对它们。在每一次技术进步中，我都预见到潜力；伴随着每一次技术突破，我都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明天。

不过，正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在他发人深省的著作《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当中写道，“若要对任何一种新技术，或者通常而言的进步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便应当对所失有着与对所得一样的敏感。我们不应任凭技术的光芒蒙蔽自己内心深处的忠诚守护，以至于麻木了自身本质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视频游戏令我们浸淫于虚拟空间，在其中我们需要学习在意识中旋转物体，以及游历各种各样的结构和环境，这或许增强了我们的视觉空间智力。但是，卡尔发出了警告，这种能力的获得“与支撑着我们‘记忆性知识获取、归纳分析、批判性思考、想象力和反思’的‘深加工’能力的减弱如影随形。”

实际上，计算机实现不了真实世界的微妙和复杂——不管技术变得多么先进或者精深。虚拟现实技术之父、数字媒体领袖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在他的宣示性著作《你不是个玩意儿》（You Are Not a Gadget）中点评道，技术往往“在一个去除了数据源一切个性品质的标准化系统内抓住了现实具有某种限制的量度。”这是因为我们开发的算法和工具反映的都是我们对世界的主观理解，而我们的意识无法完整地领悟或表现一件事物。

艺术家、互联网人类学家乔纳森•哈里斯（Jonathan Harris）曾投身于几个高度原创性的项目，目的是探求理解及赞美人性的革命性方式，几年之后他得出了与拉尼尔类似的结论。在他的每一个项目中，哈里斯都感受到自己工具的局限，以及仅仅利用数字信息挖掘深度与意义的困难。最终他对于技术的观点遭到了翻天覆地的重塑。

芝加哥大学教授詹姆士•伊文思（James Evans）的一项研究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深刻见解。伊文思研究了3400万份文章，将互联网被引入学术研究之前和之后的学术论文进行了比较。他不仅证明了写就于数字时代之后的论文在引文方面不够丰富及多样化，更是指出，旧式的图书馆搜索之所以有助于扩展学者的视野，恰恰是因为搜索过程在触及真正想要的研究材料之前多多少少会浏览到无关的文章。正如卡尔所注意到的，“搜索引擎往往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与我们当时的搜索对象极度相关的文本片段甚至寥寥数语，而几乎不会鼓励我们从整体上对待研究工作。我们在网上搜索时不见森林，甚至不见树木。我们看到的只有枝叶。”

有得，也有失

任何熟悉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人都知道，思考模式的转变并不能靠强推舆论和规范科学带来，而应该通过允许异议和发散性思维实现。科学革命的发生乃是由于无所畏惧的头脑在未被探索过的领域寻求不同寻常的解释。但是，将我们限制于某种特定思维模式——通常是开发者的世界观——的算法，又怎么能够让我们质疑自己对自然的基本假设呢？

正如伊文思所证明的，每一次出现新技术时，我们试图借以省却的乏味而看似不相关的任务，原来都是我们学习经历中最为不可或缺的部分。它们对我们有所助益恰恰是因为它们令我们身心疲惫。依靠计算机的效能减少人类错误使我们的工作缺乏深刻的思考和原创性，最终令我们学到的东西不像辛苦劳作的时候多。

摄影师富尔维奥•博纳维亚（Fulvio Bonavia）针对技术和艺术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深刻的观点：“如今摄影行当面临的巨大挑战是数字技术降低了成为摄影师的门槛，但是出类拔萃却更难了。当我还是一名手工插画师和图形设计师时，我会花上一整天手工创作某个作品，现在同样的工作利用计算机两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然而我过去花掉的时间一点都没有被浪费，因为我觉得那让我更加成熟，让我学会了专注、耐心、精确，以及注意不犯错误。”

最近一些神经可塑性方面的研究表明，我们使用的每一种工具都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我们大脑的物理结构。卡尔用一种为人熟知的例子阐释了这一点：“一页在计算机屏幕上浏览的文本看起来或许和一页打印文本差不多。但是，在网络文档中卷动或者点击所需要的身体活动及感官刺激，与手握并翻动一本书或者杂志时截然不同。研究表明，阅读这一认知活动不仅调动了视觉，还调动了触觉。它既是视觉行为也是触觉行为。”

几十项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神经生物学家、教育工作者和设计师开展的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我们一旦联入网络或者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育，便是进入了一个促使我们粗略地阅读、草率而心不在焉地思考，以及肤浅地学习的环境。我们以为自己获益，是因为我们已经开始采用媒介自身的标准来定义智能。卡尔说得好：“当我们惯于依赖计算机来调和自己对世界的理解，便意味着我们的智能已委身于人工智能。”

见到很多企业家和教育界领袖将技术引入教室、难民营和其他场所，希望使学习大众化，我心中的忧虑多于希望。那么多心存善意的人对教育感兴趣，是一种人们乐于见到的现象。然而仅有善意是不够的，正如伊莱亚斯•阿布贾德（Elias Aboujaoude）的急切之言：“这些做法的效果有待于去理解、研究以及讨论。”

对技术狂热者来说，了解本文提及的研究并对新时代的花言巧语提出质疑是尤为重要的，这样我们或许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技术的进步牵涉了什么，又危及了几多。我将以杰伦•拉尼尔的警世箴言结束此文：

“当应对活生生的人时，技术人员必须采用全然不同的方法论。我们对大脑的了解不足以在科学的基础上领悟诸如教育或者友谊之类的现象。因此，当我们以影响到现实生活的方式部署学习或者友谊等等的计算机模型时，我们是在依赖信仰。当我们要求他人借助我们的模型去生活时，我们可能是在贬损生活本身。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可能会失去什么呢？”